问题	探讨
研究对象问题	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各种各样的观点。		教育现象		有人认为是上述三者中的两项或三项，还有人笼统地认为是“教育”或“人”，这些观点大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应是以“教育事实”为基础，在教育价值观引导下形成的“教育问题”，其目的在于探索和揭示教育活动的规律性联系，以服务于教育实践。				教育问题的提出标志着教育学的萌芽；		教育学研究要有“问题意识”，防止“虚假问题”的出现，不断地深化问题。
			教育事实						教育问题的发展是推动教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教育问题的转换表明教育学研究传统和范式的变革；
			教育规律						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不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及其派别。
研究方法论问题	教育活动是最复杂的一类社会实践活动，教育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一类社会问题，因而教育学研究中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方法论问题，主要涉及到教育学研究中的事实与价值、逻辑与历史、一元与多元问题。						理性主义教育学	重视教育学研究的逻辑性，忽视教育学研究的历史性。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在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中坚持事实与价值、逻辑与历史、一元与多元的具体的、历史的辨证的统一。
							实证主义教育学	重视教育学研究的事实性，排斥教育学研究的价值性。
							文化教育学	重视教育学研究的价值性与历史性，忽视教育学研究的事实性。
							实用主义教育学	着眼于具体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回避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	是科学的方法论，但在教育学研究的具体运用过程中存在着简单化和僵化的毛病。
科学性问题	这是困扰教育学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	理性主义教育学				康德与赫尔巴特最早明确提出教育学的科学性问题，倡导理性主义的教育科学观，认为只有当教育变成能够用清晰的概念和命题表达的知识体系时，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普遍的科学。
		实验教育学				批判了强调概念思辩的理性主义教育科学观，提出实证主义的教育科学观，认为教育学研究必须放弃概念思辩的传统，走实证科学的道路。
		文化教育学				批判理性主义的教育科学观，又反对实证主义的教育科学观，提出精神科学的教育科学观。
		分析教育哲学者和批判理性主义者				奥康纳与布蕾钦卡在20世纪后半叶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站在逻辑经验主义的立场，认为教育学要想成为受人尊重的科学，必须走纯粹经验描述和逻辑建构的道路，排斥研究者的价值偏见；赫斯特从教育学研究的目的分析入手，认为教育理论实质上是一整套由多种复杂成分构成的知识体系，教育学是实践科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				教育学只有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教育研究中切实做到历史与逻辑、事实与价值、一元与多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能真正把教育学变成教育科学。
本土化问题	近代以前的人类教育思想具有多起源和多线索的特征，不同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文化传统。　　近代以来，随着国际范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教育知识的交流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浅到深。交流中，一些政治、经济和文化发达国家的教育知识开始占据世界教育知识的核心地位，将自身合法化、普遍化，使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教育知识处于依附状态或被压抑状态，使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学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学的“跑马场”。为了克服这种学科依附状态，适应本国本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许多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先后提出“教育学本土化”的要求。								在教育学史上，赫尔巴特第一个提出建立“普遍妥当教育学”的理想。	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则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问题，致力于教育学的本土化，以适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要求。
									狄尔泰对赫尔巴特的这个理想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教育目的的“历史性”问题。
									乌申斯基用大量的事实材料说明了教育和教育理论的“民族性”，提出各个民族应建立具有民族风格的，反映民族精神的教育学。
实践问题	该问题就是教育学的学术性与实践性关系问题。	理论角度		⑴二者是统一的，没有学术性，没有理论的完备和透彻，教育学就不能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⑵而脱离了实践，不能指导实践的教育理论也肯定沦为空洞的概念思辩和事实分析，不复为真正的学术。						我国教育改革要想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经验主义，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科学事业，尊重教育学研究成果。
		实际情况		在世界各国这两者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脱离现象，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克服这种现象的策略大致有：⑴充分认识任何教育实践都是蕴含着教育理论的，不存在不受教育理论制约的教育实践；⑵坚信任何真正的教育学研究都应以教育问题的确定、分析、解释或解决为目的，不应是抽象的、空洞的和无味的概念思辩和事实分析；⑶明了教育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对教育实践起指导作用，是因为它是反思教育实践的知识基础，并为之提供新的教育知识，作为转变观念、创新制度和规范行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