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紧紧围绕改革与发展这个主题，不断探索出版改革的途径，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1983 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在决定精神鼓励下，一大批地方专业出版社应运而生。

1984 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地方出版工作会议提出改进国家对出版社的管理，应当扩大出版社的自主权，要使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建立以提高图书质量为中心的各种责任制，建立精品生产的激励机制，促进多出好书。出版社的改革在全国展开。

1988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新闻出版署在关于出版社改革的文件中提到，出版社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必须做到既是图书的出版者又是图书的经营者，在内部应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采取协作出版等多种渠道，扩大出版能力。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在出版单位逐渐推广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搞活内部分配制度，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我国的图书发行体制改革起步较早。1980 年，国家出版局发出文件，提出允许集体和个体办书店。从1982 年文化部发出《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开始，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实行“一主三多一少”。第二阶段从 1988 年开始，实行“三放一联”。第三阶段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三建一转一加强”。

中共十六大以后，出版体制改革在关键环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 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2005 年，中共中央颁布若干意见，改革扩大试点，逐步推开。2009 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把改革从面上推开，并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中共十七大特别是 2011 年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战略部署。根据文件要求，出版单位分为公益性出版事业单位和经营性出版企业单位两大类。

中共十八大以来，出版体制改革继续深入推进。2017 年，有关通知提出，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框架下，充分体现文化例外要求，积极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针对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略社会效益的情况，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相关文件，明确了社会效益考核评价可量化的标准，包括出版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等指标。2019 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对新时代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